学术评论能够这样写吗？

余一中先生在本刊２００４第９期发表文章，对李辉凡、张捷所著《２０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提出批评。依公平原则，本期为李、张先生反驳余文提供版面（我们删去了与辩论无关的话）。媒体是发表言论的公共平台，是非读者当能明鉴。两位先生认为：“我们历来主张对苏联的整个历史和文

我们写的《２０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出版于１９９８年。它是中华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二十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中的一本。当时二十世纪尚未完全过去，要在短时间内近距离地写俄罗斯这样一个文学大国的文学史，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们是抱着尝试的态度接受这个任务的。书出版后，很想和同行们交换意见，相互切磋。可是六年过去了，有关我们这本书的评论并不多。听说《博览群书》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便急忙找来读了。结果却大失所望。

读了这篇题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能够这样写吗》（以下简称《能够这样写吗》）的所谓“评论”，第一个感觉，可用这篇文章题目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即“学术评论能够这样写吗？”文章一开头就使用了打棍子的手法。《文学史》的封面上明明写着“中华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的字样，作者却诬蔑它是“‘搭’一套丛书的‘车’出版”的。然后就是列数罪状，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怀疑《文学史》作者研究文学的能力”，并且作出判决：这本文学史是“不合格的劣质出版物”，它“观点陈旧，逻辑混乱，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把它作为教材，用它指导考研，只能误人、害人”。这种做法，无论就为人处世的道理来说，还是就学术讨论的要求而言，都是反常的。我们认为，事关一些带原则性的问题，需要对读者说清楚。

众所周知，写文学史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研究所掌握的材料，做到全面地反映历史真实。我们写这部文学史时，正是努力按照这个原则做的。至于说到文学现象的分类和叙述方法，那么应该根据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反复思考并征求了不少同行的意见，最后确定现在这样的框架。《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首先指责我们连分类也不懂，竟把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与批判主义、传统主义并列为同一类概念，并认为这“说明了作者逻辑与条理的混乱，而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我们不禁要问：是哪位“立法者”规定文学现象只能按创作方法分类而不能按思潮和流派分类？又有哪位权威说过，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能称为创作方法而不能称为思潮和流派？文章作者集中攻击我们使用“批判主义”和“传统主义”这两个新概念。而这两个新概念是我们仔细研究分析俄苏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后决定采用的。我们发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出现一种具有鲜明批判色彩、但又有别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现象，而从六十年代起，文学界形成了三大派，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统派、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价值观念的自由派以及主张发扬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传统派，相应地出现了三种有明显区别的文学。我们把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文学称为社会主义文学（其主体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把以暴露和批判为主要特点、但与批判现实主义又有明显区别的文学（主要是自由派文学）称为批判主义文学，把强调继承文学传统并主要采用传统笔法的文学称为传统主义文学。考虑到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对后两个概念作了严格的界定和清楚的说明。这种分类是从文学创作发展的实际出发的，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这与俄罗斯乃至世界各国所写的俄苏文学史有所不同，也可以说是我们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次新的尝试。可是《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却要把生动活泼的文学发展过程纳入他设定的框子里，并故意把不同的现象（例如从不同观点和角度出发的批判以及对传统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继承）混淆起来，这恰恰说明他不了解或不尊重历史事实，同时也说明他自己“逻辑与条理的混乱”。

《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接着挑出我们在书中谈到的某些事件和某些作家的几段活，说它们是“文革”的词语。他挑出的话中有一段是我们针对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口号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讲的，这些口号和观点无疑是错误的，我们用了“宣扬”和“鼓吹”一类的词是恰如其分的；谈到鲍格丹诺夫的错误时也用了类似的词，这也是无可指摘的。文章作者反对我们使用带贬义的词语，他是否认为这些口号和观点全都是正确的呢？至于说到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扎米亚京等人，我们在书中根据具体作品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文章作者说我们在进行“文革”时代的大批判，应该理解为他是在用给我们扣政治帽子的方法来为上述错误言论作辩护。

以俄罗斯文学为主体的苏联文学的创作成就曾经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也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各种问题，出现过种种偏向，甚至走过弯路。我们历来主张对苏联的整个历史和文学发展的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认为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而《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否认苏联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否定苏联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把苏联社会描绘得一团漆黑，把反对苏联社会制度的种种言论奉为圭臬，把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内的反映社会生活光明面及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的文学作品一概加以否定，而把暴露和批判现实的作品一律尊为经典。这是他与我们的根本分歧所在。其实他的许多观点并不新鲜。几十年来某些西方人士一直是这样对待苏联文学的。苏联开始“改革”后，他们国内也出现了一股否定苏联文学的浪潮，有人写文章“悼念”苏联文学，要把它彻底埋葬；有人称它是“伪文学”、“污水垃圾”文学；有人则提出要以“回归文学”为主线写文学史，把社会主义文学排除在外。《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只不过是有选择地把这些观点搬过来，用自己的话加以表述而已。他把西方和俄罗斯自由派关于斯大林的说法搬过来，批判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并断言我们是用“斯大林的文化思想模式”来看待俄苏文学。这里首先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党对斯大林早就有明确的评价。在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之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对斯大林的功过的评价要一分为二。同样，斯大林在领导文学事业方面也有正确的一面和错误的一面，有功也有过。他关于文艺方面的观点和意见有许多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他在团结作家，领导和支持文学事业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另一方面，他的某些观点又有片面性，文艺政策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错误，他应对不少作家在三十年代因牵连进政治案件而遭镇压的悲剧负责，战后发动的几场批判运动也有明显的失误。我们对斯大林也始终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反对把他“妖魔化”，也反对全盘肯定和美化，并认为这是惟一正确的态度。《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说我们不了解我们国内对“斯大林模式”的剖析和批判。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断。我们一直在关注着国内外对斯大林的研究。他说的国内某些人士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决不是定论，而且很多地方值得商榷。这里需要告诉这位动不动指摘别人不了解情况的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起，随着各种档案材料的解密和许多事实的澄清，俄罗斯本国对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许多俄罗斯学者也开始比较冷静和客观地看待斯大林了，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著作，对斯大林的功过有了比较全面的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种变化到去年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前后显得更为突出。《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以自己观点“新”自诩，指责我们观点“陈旧”，其实他的说法只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陈旧观点的重复。奉劝他多读点新的东西来充实自己，认真读一读新公布的档案和新出版的有关研究著作。

《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为了说明我们用“斯大林文化思想模式”看待俄苏文学，还列举了一些例子。首先他讲了关于１９３２年解散文学团体成立统一的作家组织和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方法的事。我们的书里对成立统一的作家协会的过程说得比较简略，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专门用了一节来加以说明，对它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既指出积极的一面，也指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见原书的１４４～１４８页）。而文章作者一方面习惯性地在引文上做手脚，另一方面对书中的详细论述视而不见，得出了我们完全肯定这一方法和做法的结论。五十年代上半期开始出现的暴露文学（文章作者用西方首先使用的术语，称之为“解冻文学”）所起的作用，决不能笼统地说它“推动苏联社会生活前进”，有些作家的作品明显带有“自由化”的倾向。至于说到皮里尼亚克、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左琴科、普拉东诺夫、索尔仁尼琴等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我们的书中都作了全面的论述，不仅肯定他们某些思想的深刻之处和艺术创作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他们的问题。难道指出他们的问题，就是像文章作者所说的那样，要说明“苏联当局批判他们、迫害他们、驱逐他们、将他们置于死地都是有道理的”吗？这种任意歪曲和引申别人的话的做法是一般正派人所不取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口头上反对文学政治化和图解政治，反对在评论文学作品时进行“政治定性”，实际上他在大多数文章里谈的都是政治，都用他的政治观点来看待文学。如上所说，他先设定苏联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把正面反映苏联社会生活的作品一概斥之为“图解政治”和“粉饰现实”的“应景作品”；另一方面，只要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和揭露，那就是杰作，甚至将其当作经典。他在这样做时，常常达到了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在进行“评论”时，常常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作品作任意的“解读”，根据自己的需要“裁剪”别人的话，有时像他指责别人那样，不惜“肆意地篡改和歪曲”。例如，他对别洛夫的小说《一切都在前面》的分析就是如此。他撇开小说的情节结构、形象体系以及小说主要主人公的性格和行为不谈，根据其中的一个过场人物在一封信里的话，便断定小说的主题是“呼吁改革”，硬是认为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保留和批判态度的作者的这部作品起了为“改革”造舆论的作用。为了加强自己的这一论点，还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位批评家的话。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甚至敢于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伟人的论断。例如，他在批判我们书中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要提倡和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这一观点时，说什么它“显然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段话里怎么能够得出反对集体主义精神的结论呢？他们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个性，人的聪明才智，人的创造力可以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发展，而这也就是全社会发展的条件。这里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致，丝毫没有否定集体主义精神的意思，也没有把个人的自由发展与集体主义精神对立起来的意思，相反，在这里“个人”与“集体”（一切人）的发展恰恰是一致的。试问：集体主义精神如何“显然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到底是谁违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呢？！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对立面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而决不是人的个性、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自由发展；它与平均主义、极权主义也毫无关系。

我们知道，小平同志在谈社会主义时曾这样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３９页）可是《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即苏联搞的不是社会主义，在引用小平同志的话时去掉了其中的“完全”二字，变成“也并没有搞清楚”。这样一来，意思就不同了。我们开头还以为是引者一时疏忽，但是查了查他的别的文章后发现，他早在１９９７年《我们应当怎样接受高尔基》一文中就这样做了；２００２年他在《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怪论》一文中也把小平同志这句话改成“苏联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搞清楚”。最近除了在“评论”我们的文学史的文章中引用时去掉“完全”二字外，在《历史真实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再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也继续照此办理。我们想在这里提醒他一下，他这样做已经快要超出学术问题和学风问题的界限了，不要再这样干了。

《能够这样写吗》的作者屈尊给我们的书当了一次“志愿校对员”，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刊误、疏漏和不妥之处，这里要对他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这本书出版时，因时间匆促，有的词句来不及多加斟酌，付印前也没有看到最后的校样，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我们自己早已发现了，某些同行也善意地向我们提出过。在这里我们要向读者朋友表示歉意，如果以后有机会，将设法作某些补正。

最后还想说几句。二十世纪是俄罗斯历史上风云变幻的时代，要正确地把握住这个时代的脉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俄罗斯文学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因此本文开头就说，我们是抱着尝试的态度写这本文学史的。我们根本没有过要写出什么“范本”的奢望，只是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写出了我们的认识和看法而已。它后来被当作教材和考研的参考书，我们心里也有些惶恐。不过我们相信青年学子的鉴别能力，他们是不会那么容易地受到“毒害”的。二十世纪刚刚过去，尘埃尚未最后落定，对这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总体把握和具体研究才刚刚起步，要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定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种一知半解，自以为是，把自己的看法作为定论，以一己之见来衡量别人的观点，对不同意见动辄讨伐的做法是幼稚可笑的。为了使文学史研究进一步深入，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很必要的。我们非常希望和同行们经常交换意见，以达到相互启发和取长补短的目的。我们殷切希望我国俄苏文学研究界普遍地有一种相互尊重和团结协作的良好气氛。